摘要：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 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关键词：科学主义；新实证主义；实证史学；观念史

　　作者简介：卓立，历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暨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杨晶，历史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长期以来，学界将20世纪的中国史学划分为“史料派”与“史观派”两大阵营，而傅斯年则“被标举为所谓‘史料学派’的盟主”。这种两分法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它可以与另外两种对立相对应：其一，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其二，史料与理论的对立，其背后，则是实证案例与规律、历史学与哲学、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也就是说，混合了中西思想中的学术对立，兼之现实中的政治对立，使史学中本为不可分割之硬币两面的“史料”与“史观”，竟在中国现代史学分裂成两大史学阵营。

　　然而，这种史料与理论的“二元论”本身需要重新反思。就史学本身而言，史料与理论的对立有其特定的中西观念语境。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将理论与中国传统所谓“玄学”并论，进而一并以“史观”的总名拒之门外；另一方面源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的归纳观念，从而将科学理论视为对实证材料的归纳结果，也就在操作步骤上区分开了搜集材料与“抽取公例”两个步骤。实际上，现代史学思想内部真正的对立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历史主义）的对立，这构成了现代西方史学的中心冲突。而在中国，由于史料与理论冲突的掩蔽，它表现为实证史学内部的两个不同走向，这两种走向虽然以区分清季民初新旧史家的方式引起了一些学者关注（如王汎森、桑兵），但总的来说，由于史学界未能真正接受在哲学界已成共识的现代哲学转型，仍主要基于西方近代哲学前提理解19—20世纪之交已经部分转型的东传西学，导致诸多混淆。

　　尤其是，被许为“史料派盟主”的傅斯年，长期被视为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急先锋，定位为彻底的史料派立场。然而，正如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傅斯年的历史学说决非如若干人所误传的狭窄”，“并非就认为历史学止步于史料”，“他之重视史料即代表一种史学理论”。纵观傅斯年一生的经历、著作与思想轨迹，我们会发现其非但包含了大量理论（哲学）研究，而且他的学术志向也更偏向理论研究，其史料观与史学方法论也包含了相当前沿的理论内核。甚至可以说，把他理解为根本上是一名理论家才是更为恰当的。傅斯年拒斥的是空谈的理论而不是所有理论；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从而不会指向反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是预定的理性必然性，而不是经验归纳的普遍性。

　　傅斯年身后的最重要敌手钱穆也说，“孟真在中国史学上，实似抱有一种新意向”，只是由于傅斯年一生忙碌，又过早猝逝，“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倒似比傅氏的学生们更了解傅斯年些。施奈德说：“只有注意到史学理论的语境，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到傅斯年的史学方法的特点及地位。”其实，仅仅结合史学理论的语境仍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扩大到整个时代的哲学语境做更深入的观念史考察。更重要的是，从傅斯年史料观的真实含义出发，实际上指向了基于公共知识体系的融贯论思想，而非以符合论为内核的客观史学观念。我们由此不仅有可能看到实证史学抗拒历史相对主义思想的新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走向一条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 

　　一、傅斯年是兰克后学和“唯史料论”代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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