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及其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集中体现于一个此期独有的显著现象：即中古史上的一系列大事或趋势，如门阀士族、均田制、三省制度、北族汉化、法律儒家化、佛教中国化、古文经学、文学自觉等等，基本上均在此期呈现了从定型展开到消退终结的发展周期。正是这些周期的兴衰起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此期历史的基本内容，展示了连接汉、唐两大王朝的脉络线索，决定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当时样态和后续基础。要之，魏晋南北朝在中古史上的地位和特殊性，在于其为这一系列发展周期从定型展开到消退终结的关键时期。

　　这些发展周期不少皆为各领域研究者所熟知，可概括为下列几点：

　　一是尽管具体的来龙去脉各有不同，但这些周期明确的起讫点大都可断在魏晋至唐初。如门阀士族源于汉，余绪及于唐后期，但与其定型和瓦解紧相关联的标志性制度，也就是九品中正制，则从曹魏开始几经调整，至隋及唐初告终。均田制的兴衰也是这样，西晋占田制以前的授田、名田、屯田可谓其源，盛唐开元令则是其流，其管制土地和劳动力配置关系的制度实质，典型地体现于北魏及北齐、北周、隋的均田制，至唐初武德令明显已入尾声。三省制度自魏晋明确三省并立，至唐初政事堂制度形成而精神渐渐不存，实际已向阁部体制过渡。其他如北族汉化自五胡建国至唐初定姓族；法律儒家化自曹魏新律至唐永徽律疏的形成；佛教中国化自西晋允许中土人士出家，至隋及唐初天台宗、律宗、禅宗等本土宗派创始；古文经学自曹魏始立于官学，至唐初撰定《五经正义》。凡此之类，均足令人意识到魏晋南北朝之所以自成一个时代的理据所在，非仅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而已。

　　二是这些周期均与一系列重要事态联动，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整部历史的深刻变迁。像门阀士族牵连至广，与之相随的有“门阀政治”，而门阀政治又与此期“皇权的变态”联动。占田均田则与户丁制及赋役制度相连，又直接关系到兵源、军制的状况。三省制度不仅与朝廷决策、行政体制的演化，也与地方行政体系的调整，与整套行政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北族汉化极大地影响了北方地区的人口构成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又与南朝、漠北至东北亚诸事态深相关联。法律儒家化推进了魏晋以来礼、法的变革，又构成了强调法典作用和地位的“制定法运动”的内在动因。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意义亦远不限于宗教，而是牵涉到经济、政治、阶层、种族、社会生活以至知识体系和精神世界的一系列事态。这种一个突出的发展周期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历史过程的现象，只能说明其基础深厚而内涵丰富，绝非从魏晋或隋唐某个时段着眼能够解释。

　　三是这类周期的展开、完成，永久地改变了相关领域的面貌及其以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门阀士族虽已衰落，但其代表的家族伦理、身份内涵及知识、价值崇尚和审美等观念形态，却已在历经淘洗后深入唐代士人的心灵。均田制瓦解标志着国家对土地关系和基本经济活动的干预弱化或方式转型，其背后则是南北朝以来生产方式、商品货币关系和基层秩序的变迁，也包括地税、户税、役制、兵制等方面新法的陆续产生。至于其他周期如三省制度、法律儒家化及北族汉化和佛教中国化等等，其兴起发展至衰落蜕变的历程，都深刻改变了所涉领域的样态，构成了其以后发展的基础，其具体成果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于后世的制度和做法之中。由此观之，这类周期并不单纯是某些头绪线索自始至终的兴衰起伏，而是随其后果和形势变化，接续有新的头绪产生并不断刷新历史发展的路径；因而其至唐初的基本完成，也就不是从偏离回归到某种既定状态，而是意味着新的发展基础或新的时代开启。

　　除此之外，尚待揭示、勾勒的这类周期应当还有不少，像山越、蛮族融入江南社会的进程，道教从黄巾起义和五斗米道被镇压后的转型，玄学自正始之风至南北朝的起伏等，亦皆在隋及唐初告一段落。这都表明上述周期在魏晋南北朝乃是一种普遍存在，因此也就有必要就其总体加以考虑。现在回头再看，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先生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合理内核，在于其揭示和强调了魏晋以来生产方式和人身依附关系等方面发生的转折，同时又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理论出发，为魏晋以来发生的大量事态提供了一个总体解释。而日本学界关于“中世时代”或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概括，其要也是在揭示、强调门阀士族及与之联动的一系列事态，以此为中心来解释魏晋以来这类周期的起讫。这也可见，近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无论理论、方法如何变换，不管是基本线索的概括，还是大量具体问题的研究，最终都离不开对上述周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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