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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中国考古学就肩负起重建被“古史辨”派打破的中国上古史的重任，百年来初心未改，以丰富的考古资料为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提供实证。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在与《禹贡》九州相当的辽阔地理范围内展开，经历了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裂变、撞击和熔合”三个阶段，孕育出多元一体、协和万邦的文明基因，为其绵延不断、持续发展壮大奠定了深厚根基。

　　区域文化“裂变”催生多元传统 

　　万年之前，中国先民即开启了南稻北粟的农作物驯化进程。距今8500至7000年之间，随着农业经济形态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各地史前社会普遍发生“裂变”，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迈出了文明化进程的第一步。

　　这主要表现为数万平方米的聚落、大型房屋、精美器物、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出现，以及原始宗教的初步发展等。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中，河北磁山遗址发现80个有小米遗存的储藏坑，估计可以容纳小米5万公斤。河南贾湖遗址墓葬中随葬音律精准的骨笛、绿松石器和有刻画符号的龟甲等。在长江流域，浙江上山文化的桥头遗址发现了类似八卦图像的精致陶器；湖南高庙文化遗址的精美白陶器有繁缛的戳印图案，如代表天极的獠牙神兽和维护天极运转的神鸟，具有丰富的宇宙观和宗教内涵，掀起史前时代第一次艺术浪潮，对整个长江流域的宗教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河流域的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形成3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内有成排的房屋百余间，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有人猪合葬墓，玉器成为标志身份的饰品，显现出重视宗教权力的社会发展趋势。

　　距今7000至6000年，各地史前文化蓬勃发展。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出现风格鲜明的彩陶，陕西姜寨遗址有壕沟围护，中心为广场，五组房屋环绕分布，表明对亲族关系的重视。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表现出更明确的等级差别。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发现稻田遗迹和丰厚的稻壳堆积，各类器物上的刻画图案同样展现天极神兽和神鸟等元素；马家浜文化墓葬随葬玉器。辽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尊型器上有猪龙、飞鸟和飞鹿的精细刻画图像。这些各具区域性特征的“裂变”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为下一阶段各地区“满天星斗”般的跨越式发展和区域间密切互动奠定了基础。

　　“撞击”形成“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 

　　“撞击”阶段始自距今约6000年前，中国史前时代进入转折期，各地区社会复杂化加剧，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纷纷涌现；同时，区域互动“撞击”密切，形成“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

　　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有104件。长江下游的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崧泽文化迄今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随葬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墓地中等级差别明显。上述三个文化均重视财富、身份和世俗权力的宣示，缺乏宗教仪式用品。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其核心地带的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密集，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的中心位置为广场，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筑，最大者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庙底沟社会同样重视世俗威望和权力，但偏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集体礼仪活动的组织，并不以奢华墓葬表达个人身份。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石器的大型墓葬，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玉猪龙和勾云形器等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在这两个文化中，宗教权力均明显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红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这样的与世俗居住区隔绝的仪式圣地。

　　中国史前社会在上述多元发展的同时，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形成连接各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考古学家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各地区“古国”是否已经对此“最初的中国”形成了某种“共识”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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