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卿在汉代经历了由最初泛指同一秩级的若干官职到逐渐特指太常、光禄勋等九个官职的演变历程。西汉前期，九卿泛指二千石中职掌实际事务的中央机构长官；及武帝前期中二千石秩级形成，改指中二千石中的同类官职。迄至西汉灭亡，九卿仍未特指九职，不过西汉后期太常九职渐居同称“九卿”的其他中二千石之上。王莽基于汉制传统及模仿尧舜禅让，缘饰以经说，创造了以三孤卿+六卿的另类九卿形式。东汉承袭王莽九卿诸多设计的同时又接续西汉传统，确立以太常九职为九卿，并通过整饬机构，最终建立成熟的九卿制度。九卿这一演变，显示其制度形成乃是经典古制、传统故事、理性行政及政治意图合力推动的结果，复古改制并非唯一动力。

　　关键词：九卿　二千石　王莽　复古改制

作者简介：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对于汉唐时代中央官制变迁，识者常以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概括其演变大略——汉代置三公九卿，唐代设三省六部。魏晋以下直至明清，三公九卿仍在王朝官僚组织中占一席之地。不过，如果要列举三公九卿的典型时代，汉代无疑允为代表。这也意味着，较之魏晋以降，由太常（奉常）、光禄勋（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典客）、宗正、大司农（治粟内史）、少府构成的九卿在汉王朝的地位更为突出。

　　不过另一方面，正如许多研究者意识到的那样，九卿作为一个制度性群体在王朝政治中发挥核心作用，事实上仅存在于东汉一朝；西汉时期，九卿仅作为习惯或理念上之概念使用，并不特指九种官职。按照这一意见，九卿在两汉四百年间绝非恒定不变，从西汉到东汉，大致有一个九卿从泛指诸职到特指九职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九卿制度的形成。

　　九卿是汉廷中央日常行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九卿任者亦是朝政方针的重要决策者，许之为汉代行政枢纽并不为过。在此意义上，对九卿制度形成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九卿自身，对窥视汉代官僚组织的运行及政治文化的演变，亦不无裨益。进而，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时期理想官制影响现实官制最早的例子之一，九卿与经典古制的关联，对于考察中国古代官制演变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复古改制，亦具有堪比原点的标志性意义。以下我们即以相关讨论为基础，探讨汉代九卿制度的形成过程。

　　一、学术史的考察

　　西汉九卿不限于九种官职，很早就为世人注意。东汉末年，学者刘熙提出“汉置十二卿”，其背景之一盖即《史记》、《汉书》中存在太常九职之外若干被称为“九卿”的官职。三国时吴人韦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正卿”与“外卿”，并推测“外卿”之一的执金吾在汉武帝时被排斥在九卿之外，已然涉及九卿演变的具体环节。清人秦蕙田也意识到“九卿”本自《续汉书·百官志》，与《史记》、《汉书》所见西汉十三卿不符，其中也隐约指出卿制在两汉有从十三卿到九卿的转变。不过，这些论述大抵浅尝辄止，并未触及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

　　第一次从学理上阐述九卿制度形成的现代学人是日本学者和田清。在1941年发表的《秦汉十二卿考》一文中，和田清提出秦及西汉原置十二卿，及西汉末儒家思想影响日著，王朝遂采儒家经典《礼记》等“三公九卿”之文，建立九卿制度。尽管和田清的论述不免笼统，在今天看来几为常识，但在当时仍不啻为理解汉代九卿演变的新见，尤其是揭示九卿制度建立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儒家思想影响日著，某种程度上构成此后研究者讨论九卿制度形成的重要起点。

　　不过，和田清对九卿转变时间点的界定较为模糊，宽泛地置于西汉末年，相对而言，伊藤德男的定位就精确多了。他以新莽为九卿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提出王莽始以三孤卿+六卿合称九卿，由此在形式上确立以特定九职担任九卿，至东汉九卿制度进一步完备。受题旨所限，伊藤并未详细论述王莽九卿的制定及东汉九卿的完备，不过首次揭示王莽九卿在两汉卿制演变中的意义，诚为敏锐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伊藤还以对《史记》、《汉书》“九卿”一词所涉官职的考辨为基础，指出九卿在西汉最初泛指从中二千石到比二千石之官，及至西汉后期，随着三公由理念上的制度转为现实，与三公并称的九卿也大致被限定为中二千石之职。要之，在伊藤看来，汉代九卿演变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西汉后期，九卿由泛指中二千石至比二千石之官转指中二千石之官；第二阶段发生在新莽及东汉初年，经由王莽另类九卿的“实验”，至东汉正式确立九卿制度。据此可见，伊藤的分析已经不限于两汉之交的显著变化，而是覆盖了九卿演变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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